2011年左右，在多国制裁加剧后，“抵制经济”（eghtesad-e moghavemati）的发展成为伊朗政治话语的一个主要特征。在特朗普政府从2018年开始对伊朗采取“极限施压”政策以后，这一观点再次受到重视。支持者认为，伊朗可以通过进口替代和技术本土化的相关进程，来抵御制裁带来的经济压力。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Ali Khamenei）将抵制经济描述为“从内部沸腾”的经济。许多官员的公开声明中都反映了这种论调的持续性，这使人们相信，伊朗经济在制裁下变得更加自给自足，决策过程也具有高度的封闭性。但是，以自给自足来应对制裁的政治抵抗言论并不能反映伊朗经济对策的现实。政策制定者已经采取措施鼓励进口替代，主要是通过征收进口关税，但今天的经济对全球贸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开放。有鉴于此，一些伊朗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开始将“eghtesad-e moghavamati”的英文定义为“弹性经济”，从而以不同于抵抗言论的方式来描述对制裁的经济对策。本文考察了支撑弹性经济的贸易政策和模式，研究指出，伊朗对制裁的反应不是拥抱孤立，而是进一步拥抱全球化核心的经济进程。纵观伊朗过去二十年的贸易结构，有几个特点非常突出。值得注意的是，非石油出口增长显著，部分弥补了因制裁大幅减少石油收入导致的外汇收入下降。非石油出口收入的增长源于复杂性的增加。首先，贸易结构开始呈现更大的地理复杂性，即出口目的地范围的扩大。其次是产品的复杂性，即非石油出口产品种类的增加。经济复杂性的增加，尤其是在贸易方面，意味着关于伊朗如何应对制裁的研究，可以被置于经济学家更广泛的工作，即追溯经济复杂性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当中。当然，出口复杂性的增加是以进口复杂性相似的增加为前提的，无论是在产品方面还是在地域方面。制造商要生产更多种类的产品，销往更多国家，就必须进口更多种类的原材料和中间产品。（译注：经济复杂性反映一个国家生产的出口产品的多样性及其普遍性。一般来说，与农林牧业相比，拥有机械设备、化工用品等产品的制造和出口能力可以显著提高经济复杂性的程度。）对贸易数据的研究表明，伊朗将贸易复杂性作为其抵制制裁战略的一部分。制裁对经济增长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导致了长达十年的停滞。但是，没有增长并不意味着没有发展，伊朗非石油出口的稳步增长，截至2020年3月伊朗历年，总出口额达412亿美元，这表明伊朗出人意料地实现了经济发展。尽管伊朗遭受了长达十年的严厉制裁，但其经济仍从根本以全球化经济为导向，这对政治的影响是深远的。
自1979年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以来，抵制经济的重现一直是伊朗政治话语的一个特点。1980年开始的两伊战争持续了八年，需要动员战时经济。随着伊朗从2008年开始受到广泛的多边制裁，抵制经济的主张在政治上更为突出，这结束了由国际（特别是欧洲）投资促成的长达十年的富有成效的工业化时期。在这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十年里，政策制定者一直试图增加非石油出口。在2005年启动的《2025 愿景》发展计划背景下，发展国内工业能力和扩大贸易机会这两个优先事项之间长期存在的矛盾得到了解决。该计划明确了伊朗在区域和更广泛的国际市场中要扮演的角色。但几年后，制裁可能会使伊朗的焦点偏离贸易。抵制经济的思想再次出现，尤其是在最高领袖的法令中。到2012年，伊朗经济萎缩了7.5%，包括最高领袖和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Ahmadinejad）在内的官员都在谈论西方强加的“经济战争”，并敦促伊朗人支持抵制经济。经济状况的不利和制裁带来的挑战笼罩着2013年的总统选举，候选人被迫阐明他们应对经济压力的计划。哈桑·鲁哈尼（Hassan Rouhani）的获胜表明，伊朗人并不满足于通过孤立来抵御制裁，而是寻求与西方关系的正常化。鲁哈尼就职六个月后，即2014年2月，最高领袖提出了抵制经济的“总体政策”，这是首次对该理论进行的详细阐述。他的讲话可以被视为一种法令，重申了发展国内生产、提高产量和质量，以降低进口商品需求量的重要性。但其中的一些政策表明了抵制经济思想演变，并预示着将通过谈判解决伊朗核问题的争议，实现对制裁的减免。正如当时所指出的那样，哈梅内伊的大部分目标都可被视为“经济自由化计划的一部分”，并反映了“伊朗特定意识形态背景下少有的宗旨和改革目标”。总体政策包括呼吁政府通过减少繁文缛节来促进商品和服务出口，并提高伊朗作为外国投资者目的地的吸引力，哈梅内伊此前已将这些目标作为《2025愿景》发展计划的一部分予以认可。大多数外国观察家都忽略了这种细微差别。哈梅内伊等公众人物持续使用“抵制经济”一词，导致许多人得出这样的结论：主张开放的人，与主张“伊朗与全球经济的联系越紧密，就越不愿挑战西方"的人之间的内部斗争，导致经济政策的制定陷入瘫痪。然而，正如我们在2013年敏锐地观察到，将伊朗“对全球经济的态度和姿态定性为完全不信任、担忧或批判，将是一种简单化的立场……伊斯兰政权对国际经济的态度实际上比‘反帝国主义’、自给自足或脱钩更为复杂和矛盾”。虽然口号保持不变，但哈梅内伊等人所阐述的抵制经济总体政策的演变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无论政客们有怎样的担忧，从实施多边制裁到哈梅内伊2014年2月发表讲话的六年间，伊朗的经济成分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最明显的是伊朗蓬勃发展的全球贸易——表明伊朗的经济决策并不完全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相反，政策往往是自下而上产生的，反映了企业为应对内外压力而做出的抉择。在贸易方面，制造商并没有采取孤立姿态来回应针对其供应链的制裁。21世纪初，当伊朗开始参与全球化，经济复杂性由此产生，全球化可以被理解为一系列带来经济复杂性的进程。贸易自由化，融入全球物流网络，以及引进外国资本和技术，都使伊朗受益。制造商开始生产更高质量的新产品，这些产品最初是为大型消费市场设计的，但随着本地企业和合资企业占得市场份额（往往以进口产品为代价），它们开始瞄准出口市场。1998年至2008年，与世界上许多发展中经济一样，伊朗经历了全球化，其贸易结构的特点是地理复杂性增加。1998年，伊朗只有98个出口伙伴和67个进口伙伴。十年后，伊朗向157个国家出口商品，并从119个国家购买商品——这一增长说明了全球化的巨大力量。
▲ 伊朗的出口贸易构成。紫色：石化工业出口，红色：金属出口，黄色：农业出口，棕色：油气等矿物出口。图源：哈佛增长实验室制裁实施以后，与全球化相关的许多进程已经放缓，特别是外国投资和技术的引进。许多西方分析人士只关注政治辞令，认为抵制经济理论是与全球化截然相反的思想，他们相信，伊朗正在通过拒绝世界，来回应世界对伊朗的拒绝。然而，对经济复杂性的探索并没有停止，因此，与其说伊朗拒绝全球化，不如说它在寻找一种不同以往的全球化：企业以及后来的政策制定者发现，他们可以围绕产品和地理因素，策略性、条件性地寻求更多的复杂性。这一点在进出口的绝对值上表现得很明显。1998年至2018年，出口额从145亿美元增至850亿美元，而石油产品和天然气的出口份额却从79%降至64%。除去这些碳氢化合物产品，出口额从1998年的31亿美元上升到二十年后的250亿美元。2018年是可获得全面数据的最近一年，进口也大幅增长，从1998年的124亿美元增至2018年的546亿美元。本文借鉴了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数据，重点关注个别产品类别。这些数据可能并不精确，特别是考虑到与区域国家贸易的重要性，以及在海关统计数据中，有大量非正规贸易没有计入其中。尽管如此，这些数据展现了伊朗贸易结构中地理与产品的复杂性，并解释了这些趋势与制裁对经济造成的压力之间的关系。
从2008年开始实施的多边制裁，到2012年的金融制裁，给伊朗的许多贸易关系带来了冲击。尽管制裁被普遍看作一种禁运，但大多数国家并没有因此停止与伊朗的贸易往来。许多类别的贸易，如食品和消费品，并未受到制裁的直接影响。此外，并非所有国家都因制裁而中断商业联系。对伊朗决策者来说，制裁的应对问题在于确定哪些贸易伙伴关系对制裁压力最为敏感。这种敏感性取决于几个因素，包括与美国和欧洲的政治结盟程度、经济的金融化程度（和因此受美国制裁影响的风险），以及代表性贸易商品受行业制裁的程度。为了将这些敏感程度概念化，可以将伊朗的主要贸易伙伴分为三类：对制裁高度敏感国家（如欧盟成员国），略微敏感的国家（如中国和印度），以及对制裁不敏感的国家（如伊拉克和阿富汗）。
| 不敏感 | 略微敏感 | 高度敏感 |
阿富汗
| 阿根廷 | 欧盟28国 |
| 亚美尼亚 | 巴西 | 日本 |
| 阿塞拜疆 | 中国 | 韩国 |
| 伊拉克 | 印度 | 瑞士 |
| 阿曼 | 马来西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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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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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耳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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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联酋 |
|
通过观察对各类国家出口的相对增长，可以最清楚地看出地理复杂性对伊朗在制裁下的经济韧性的重要性。与高度敏感国家相比，不敏感国家的出口增长，显示了地理构成在制裁下的变化。伊朗对略微敏感国家的出口总值，超过对高度敏感国家的出口总值，这一过程被制裁加速了，中国超越欧盟成为伊朗的主要贸易伙伴，就是这一趋势的例证（图 1）。
▲ 图1: 制裁下伊朗对三组不同国家的出口情况。红色为对制裁不敏感组，青色为高度敏感组，黄色为略微敏感组。
2009年是首次获得三类国家完整数据的年份，当年伊朗对略微敏感国家和高度敏感国家的出口额大致相当，约为280亿美元。到2018年，对高度敏感国家的出口额下降到略低于190亿美元，而对略微敏感国家的出口额为520亿美元。同期，对不敏感国家的出口从60亿美元增至130亿美元。在这一类别中，伊拉克作为主要出口目的地的出现尤为引人注目。2009年，伊朗向欧盟出口了130亿美元的商品，而伊拉克的出口额仅为45亿美元；到2018年，其出口额已上升到略低于90亿美元，而对欧盟的出口额则下降到110亿美元。由此可见，区域市场的出现，作为伊朗出口地理复杂性的一部分，有助于弥补伊朗贸易在制裁高度敏感国家的黯淡前景。伊朗对不敏感国家的出口增长超过了其他类别，2009年至2018年间出口额增长了 121%。同期，对略微敏感国家的出口增长了81%，而对高度敏感国家的出口则下降了44%（图2）。
▲ 图2: 制裁下伊朗对三组不同国家的出口增长。红色为对制裁不敏感组，青色为高度敏感组，黄色为略微敏感组。
关于制裁对出口的打击如何，讨论往往集中在石油工业上，因为人们误认为伊朗经济是由石油工业主导的。制裁确实使全球对伊朗石油的需求发生了重大变化。考虑到全球石油价格的波动，一个衡量伊朗石油需求量的有效替代指标是伊朗石油生产和消费水平之间的差额。这一差额从2011年（美国首次对伊朗石油实施广泛的行业性制裁的一年）的每天260万桶，下降到2013年的每天160万桶。2019年，也就是特朗普政府重新实施二级制裁后的第一年，这一差额为每天150 万桶（图3）。
▲ 图3: 制裁下伊朗的石油生产和消费情况。蓝色为生产数据，红色为消费数据，虚线为过剩数据。
在这两个时期，伊朗的国内原油市场都超过了国际市场，这一逆转反映了该国命运的变化，也反映了其庞大的国内市场如何使其有别于其他中东石油生产国。过去二十年来，伊朗国内消费一直保持相对稳定，这表明产量下降主要反映出的是口需求量的减少。制裁成功地减少了国际对伊朗原油的需求，这是导致出口总收入减少的最大单一因素。尽管如此，伊朗还是想方设法利用复杂性来应对需求量的减少。在国内消费方面，包括提高下游生产能力，使伊朗能够通过生产和出口塑料等衍生产品来部分弥补石油出口的减少。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三类国家出口增长之间的差异。制裁实施前，对伊朗石油的需求大多来自高度敏感国家。在略微敏感国家中，只有中国和印度是伊朗石油最大的买家。当欧盟在2011年全面禁止购买伊朗石油时，德黑兰的目标就变成了维持对亚洲客户的较低出口水平。根据奥巴马时代的制裁措施，这些亚洲石油客户被允许维持较低水平的进口，条件是伊朗的收入必须存入代管账户，并且只能用于购买食品和药品等人道主义物资。这就是对高度敏感国家（包括欧盟）的出口下降，而对略微敏感国家的出口有所增长的原因之一。2019年5月之前，类似的通融措施是被特朗普政府允许的。虽然不敏感国家已成为伊朗的主要出口目的地，但由于制裁限制了与传统供应国的贸易，它们尚未被证明是伊朗的替代性进口来源。来自不敏感国家的进口仍然微不足道，在2018年，进口额仅为2.03亿美元（图4）。2009年至2018年，进口增长率仅为4%，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些数字反映了不敏感国家虽然提供了出口目的地和出口创入机会，却无法提供伊朗维持工业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尤其是考虑到进口机械和设备的重要性时，不难发现，不敏感国家一般生产不了这些商品，其经济发展水平也往往较低。
▲ 图4: 制裁下伊朗的进口来源情况。红色为对制裁不敏感组，青色为高度敏感组，黄色为略微敏感组。
充其量，伊朗已经能够将其对高度敏感国家的部分进口依赖转移到略微敏感国家——要么采购这些国家生产的零部件和机械（如中国商品），要么依赖这些国家对高度敏感国家生产的零部件和机械的再出口（如通过阿联酋转口欧洲商品）。2009年至2018年，来自高度敏感国家的进口额下降了35%，在2013年达到最低点。与此同时，从略微敏感国家的进口增长了40%，在2014年达到顶峰，而这正是来自高度敏感国家的进口受到最严格限制的时期（图5）。
▲ 图5: 制裁下伊朗在三组不同国家的进口增长情况。红色为对制裁不敏感组，青色为高度敏感组，黄色为略微敏感组。
纵观出口和进口，在制裁下，伊朗的外汇收入并不总是跟得上其支出。由于伊朗在制裁下倾向于维持进口，与高度敏感国家的贸易往往会出现巨额逆差；而与略微敏感国家的贸易逆差也成了一个更加紧迫的问题（图6）。这给伊朗的外汇市场造成了巨大压力。由于出口商难以赚取并汇回外汇收入，进口商不得不争相购买支付货物所需的欧元（最近还包括人民币）。伊朗拥有庞大的外汇储备，可以为这些赤字提供资金，但制裁限制了伊朗中央银行自由使用这些资金的能力，即使是用于人道主义贸易。2020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伊朗的外汇储备高达880亿美元，但值得注意的是，只有10%是随时可用和可控的。
▲ 图6: 制裁下伊朗对三组不同国家的贸易平衡情况。红色为对制裁不敏感组，青色为高度敏感组，黄色为略微敏感组。
面对特朗普政府的制裁，特别是在中国减少对伊朗的直接进口的情况下，这些趋势进一步恶化了。德黑兰首次出现了对华贸易逆差，尽管这并不包括通途径马来西亚再出口到中国的伊朗石油价值。无论如何，即使伊朗与不敏感国家的贸易顺差不断增加，它在以欧元和人民币计价的贸易逆差融资方面也将面临巨大挑战。唯一的补救办法就是开始向欧盟和中国大量出口免受制裁的商品。然而，尽管贸易结构已因这些压力而发生了变化，非石油产品出口大幅增长，但新的产品复杂性并不能避免贸易赤字。伊朗可能会向更多国家出售更多产品，但其出口商还没有设法向他们最想争取的国家出售合适的产品。伊朗之所以有能力维持其贸易关系的地理复杂性，并不完全是国家规划的结果。本世纪头十年全球贸易中出现的地理复杂性，本身就是国家角色在此类贸易中减弱的结果。面对制裁，伊朗不能简单地指望同情它的政府来保持货物流通。为了维持贸易关系，伊朗需要将合适的产品推向全球市场。长期以来，伊朗的主要贸易伙伴关系都以石油为基础。伊朗向西欧、中国、印度和日本等国出售石油，由此从这些国家购买商品。但是，石油销售极易受到制裁的影响，而且伊朗的许多主要贸易伙伴也加入了多边制裁行动，因此，伊朗的贸易结构需要重新聚焦一系列新产品，从而销售给更广泛的合作伙伴。伊朗向更广泛的中型贸易伙伴转移，得益于出口产品同时向更广泛的类别转变，因此，制裁之下的伊朗贸易特点是产品复杂性增加。正如伊朗在1998年至2008 年经历的全球化增加了贸易地理复杂性，伊朗工业化进程也增加了贸易产品复杂性。到2008年，在经历了一个主要由欧洲投资和技术转移的时期之后，伊朗拥有了更多生产高质量产品的制造企业。1998年，伊朗只有18个主要出口类别（包括石油相关产品），年出口收入超过2500万美元。到2008年，这一数字已达63个。生产这些货物需要进口更多的原材料和中间产品，例如零件和机械，这反映在了主要进口类别数量的增长上。1998年，伊朗每年花费超过2500万美元的进口商品有49种。到2008年，则达到了187个。
▲ 表1: 2008-2018年平均贸易额前15位的进口产品（本文作者根据UN COMTRADE的数据整理）
贸易问题与受到制裁的制造业的命运密切相关。产品复杂性的变化，可能与Rethinking Iran发布的另一份报告《伊朗制造业在国际经济制裁下的经验》中发现的主要趋势以及2012-2013年的制裁影响有关。该报告认为，2012年实施的金融制裁证明“伊朗制造业企业在生产和附加值方面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这一结论与制裁期间伊朗整体贸易的明显停滞情况一致。然而，“（企业）退出率并不很高，就业率也得以维持”，这是一种经济韧性的迹象。许多伊朗制造商，尤其是大型企业，之所以能够维持生产和就业，是因为相比于整体贸易，关键产品类别的进出口所受到的冲击较小——负担能力似乎比供应能力面临更大的挑战。从2008年至2018年平均进出口额最高的15个产品类别来看，伊朗产品复杂性表现出了显著的工业性质。最大的进口类别包括对大型汽车和金属行业的投入，以及食品，包括玉米（用于生产动物饲料）和小麦（加工成面粉）。泵、阀门和管道的进口广泛应用于工业领域，特别是石化行业，这也显示了伊朗进口产品的工业基础结构。对于伊朗这样一个经济困难的国家来说，黄金是主要进口商品，这或许出乎意料。这是因为通货膨胀不断加剧，黄金及其制成品成了重要的保值手段。黄金进口随着需求而增长。考虑到这些产品的重要性，在2008年至2014年伊朗首次受到重大制裁时，为维持进口做出的巨大努力，这样庞大的进口量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15类进口的总值从2008年以前的三年平均92亿美元增至2014年以前的三年平均151亿美元，增幅达65%。在2018年以前的三年，这些类别的进口总值为120亿美元。
▲ 表2: 2008-2018年平均贸易额前15位的出口产品（作者根据UN COMTRADE的数据整理）面对制裁压力，是否能维持这些主要产品类别的进口，对寻求维持产出的工业企业至关重要。最大的非石油出口类别包括与伊朗石化工业相关的产品，如聚合物和化肥，以及与采矿和金属工业相关的产品，如矿石和半成品。由于对这些类别的分析是根据贸易数据而非生产数据进行的，因此无法反映食品和消费品的重要性，因为这些产品主要出口到区域市场，而区域市场的产品数据并不容易获得。一般来说，伊朗的主要出口类别反映的是需要一定程度加工或制造的产品，因此取决于进口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供应。在这里观察到的15个最大进口类别总值的增长反映了最大出口类别的增长。这15个出口产品类别的总价值从2008年以前的三年平均56亿美元增至2014年以前的三年平均107亿美元，增长了91%。在2018年以前的三年中，这些类别的出口总值为105亿美元。
▲ 表3: 贸易额增长最快的出口产品(2008-2018年)（作者根据UN COMTRADE的数据整理）伊朗的经济韧性还来自通过出口新的非石油产品创收的能力。同样，企业层面的研究发现，产业结构的调整增加了伊朗贸易的产品复性。研究发现，附加值的份额已“转向严重依赖本地自然资源的产业，而不再是更多依赖进口投入和技术的产业”。虽然考虑进口投入很重要，但可以观察到，向化学、金属和食品制造业的转移直接对应于2008年至2018年出口总值增长最快的产品类别。这些产品是伊朗的区域市场（如伊拉克）及其主要贸易伙伴（如中国）需求量最大的产品。贸易复杂性成为产业结构调整良性循环的一部分，其出现机制还需进一步研究，这一循环下的企业驱动因素也需要进一步了解。伊朗在制裁下的经济韧性反映了制造业的适应性，这种适应性既是贸易的地理复杂性和产品复杂性的原因，也是其结果。在特朗普政府的“极限施压”制裁下，伊朗制造业表现出了非凡的增长能力，在2019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直到新冠疫情爆发前，伊朗制造业一直在扩张。简而言之，制造业因其创造非石油出口收入的能力而成为经济韧性的引擎。本文对伊朗自2008年制裁实施以来与全球经济隔离的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从伊朗贸易结构的变化可以看出，到2008年，伊朗经济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工业化和全球化，因此制裁的主要影响——石油收入的大幅下降——并没有人们普遍预期的那么严重。一项关于伊朗以出口导向应对制裁压力的研究报告得出结论：“由于经济日益全球化，受出口制裁影响的出口商可以选择其他目的地。换句话说，出口转移可以弥补出口损毁，因此不应忽视。”然而，伊朗的经济韧性来自于日益复杂的贸易关系，并由此延伸出更为复杂的工业基础，因此仍然存在明显的脆弱性，尤其是在银行和物流领域。伊朗努力增加贸易的复杂性，在许多方面避免了在全球经济中的孤立。但是，尽管伊朗的商品在继续买卖，其流通还要依赖于萎缩的银行和物流网络。自2012年实施金融制裁以来，伊朗的银行系统一直被严重孤立；仅有少数机构仍与全球支付信息系统 SWIFT保持联系。尽管存在这些联系，但除了欧洲、中东和东亚为人道主义贸易而与伊朗保持直接代理银行联系的几家银行外，这些银行一般无法直接向伊朗汇款或接收直接付款。美国政府一直在考虑新的制裁措施，甚至想借此切断这些联系。同样，面对美国的二级制裁，很少有主要的国际航运公司为伊朗提供服务，这意味着伊朗高度依赖自己的国有航运公司IRISL（该公司无法在全球许多港口停泊）以及较小的航运公司，后者的航线较少，因此服务费用更高。尽管面临银行和物流方面的巨大挑战，但贸易复杂性已经出现。而这些挑战正在通过中介来克服。在银行业务方面，伊朗企业通过在第三国银行开设的账户进行支付。在物流方面，伊朗越来越依赖阿联酋和土耳其等国的再出口，来获取其他地方制造的商品。在宏观层面，转向新的贸易伙伴和产品类别所表现出的适应性，同样表现在特定的银行渠道和供应链层面。因此，复杂性使支撑贸易的网络更具韧性。然而，与任何复杂网络一样，伊朗所仰赖的银行和物流渠道也很容易受到干扰。例如，美国对土耳其等第三国施加的制裁压力可能会影响伊朗与更多国家进行贸易所需的金融交易能力。土耳其国有银行 Halkbank 的高管因违反了制裁伊朗的有关规定而被美国起诉，就是这样的例子。Halkbank 随后减少了对伊朗敞口的措施，给伊朗与欧洲的贸易造成了金融瓶颈，即使是免于制裁的人道主义贸易也未能幸免。中国与伊朗贸易的核心机构——昆仑银行也遭遇了类似的压力，该行告知客户，它将只为范围更小的伊朗相关交易提供便利。这些干扰迫使伊朗企业寻求新的途径来促进货物和资金的流动。迄今为止，事实证明，伊朗企业善于创建新的渠道和富余来应对这些干扰，并减轻制裁之下贸易复杂性的内在脆弱性。但是，这些缓和的努力即使成功，也不是没有代价的。即使是基本的贸易，银行和物流的中介也会带来额外的交易成本。此外，金融机构和物流公司往往在促进与伊朗有关的贸易时赚取溢价，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伊朗进出口商业面临成本上升，因而对经济产生有害影响。就进口而言，价格上涨的压力会转嫁给消费者，造成通货膨胀压力。就出口而言，企业必须牺牲利润，才能在全球市场上保持成本竞争优势。金融和物流方面的不确定性也降低了投资的积极性，因为任何事件都可能造成长期的贸易中断。新冠疫情危机就是这样一个事件。由于伊朗已融入区域和全球供应链，该事件对经济的影响被放大。简而言之，伊朗企业仍然致力于将贸易当作确保生存的一种手段，但复杂性所带来的韧性本身并不等同于促进投资从而实现增长的稳定性。在多边制裁下，伊朗经历的经济停滞是否应被称为经济韧性时期，还有待商榷。如果贸易能在没有制裁的情况下发展，其复杂性的增加肯定是意料之中的结果，贸易额也会大大提高。尽管如此，制裁并没有阻止贸易复杂性的出现。但问题是，经济在制裁之下持续的发展——无论是贸易还是其他领域——是否足够。在有关经济的政治讨论中，伊朗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制裁实施前合理预测的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显得尤为突出。伊朗人期望他们的经济状况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得到改善，因此从其国内政治角度来看，经济停滞是一种不应持续的结果。但是，如果考虑到制裁政策，尤其是美国政府的“极限施压”，目的是用经济萎缩甚至彻底崩溃来胁迫伊朗，那么，这种停滞反倒是一个足以证明伊朗全球贸易具备韧性的结果。从制裁政策的角度来看，同样重要的是，伊朗一直试图通过加强与国际社会的经济交流，乃至政治交流来塑造经济韧性。伊朗拒绝把自己视为“恶棍国家”，并与对制裁不敏感国家和略微敏感的国家发展了更深层次的经济关系，同时寻求与高度敏感国家保持基本的联系，尤其是进口方面的联系。制裁在一些重要方面反而使伊朗更深地融入全球经济，并使其决策者更充分地适应全球化贸易的复杂性，以及支撑这种贸易的银行和物流网络。伊朗如何应对可能与美国进行的新谈判，有两个关键的影响因素。首先，由于其贸易关系的适应性，伊朗表现出了比人们普遍认为的更强的经济韧性。其次，伊朗努力保持与国际经济的融合和必要的经济发展，这为国际社会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来激励伊朗进行新的外交接触。从非石油出口的增长上可以看到，伊朗工业对摆脱制裁表现出很高的反应能力。美国就算解除了制裁，伊朗也将不再完全依赖石油出口。伊朗和西方的决策者应该抓住伊朗新的经济复杂性所带来的机遇。